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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9-12 |
| 【管理咨询网编者按】 |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认为，下一步改革的突破点是“四化”，即资本社会化、产权多样化、分配公众化、管理法制化
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可以说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可以认为，体制创新就是改革。
中国的改革不会停顿，中国的改革必将持续、深化，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突破点在哪里？
前不久，在北京万寿北路的家中，一直低调的高尚全向《经济》杂志就此问题表达了他深思熟虑后的观点。这位73岁的老人西装革履，一丝不苟。语调平实，言简意赅。
《经济》：您对目前中国改革局面的基本判断是什么？
高尚全（以下简称高）：我的判断是，20多年的改革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让中国的经济步入了一个正确的发展轨道，比如说，今年中国市场可以引进500亿美元的外资，超过了美国，海外资本都看好中国。这是改革取得的历史性成绩。
但并不是说改革已经基本结束了，这是根本错误的。据我看来，中国目前体制性的桎梏还有很多，没有解决。概括来说，存在四个方面的滞后：一、改革明显滞后于开放。比如说，中国进入WTO，5年之内要求金融开放，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不做不行，但改革的任务却没有时间表，准备金融开放第一年做什么，第二年做什么，没有明确。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三、宏观的体制改革滞后于微观的体制改革。微观上，国有企业变成非国有企业后，活力增强。而宏观上，比如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显然进展不大。四、政府的体制改革滞后于企业改革。我认为政府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
《经济》：您提出的“四化”之中，核心问题是什么？
高：我说的“四化”，是针对这一问题：改革要形成突破，那么改革的未来方向、改革的模式是什么？我认为就要在“四化”上找突破点。在四个问题里面，产权多样化是核心。就是打破传统的所有制观念，确信混合所有制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产权多样化的意思，我认为要点就是实现民本经济，以民为本的民有、民营、民享的经济。
《经济》：什么是民本经济？
高：我们过去实行是官本经济。就是把老百姓的钱集中起来，根据政府少数人的意志编制计划投资表，政府而不是老百姓是创造财富的主体。现阶段的民本经济要实现，主要有四个标准或四条路径：一、经济的组织形式以民营为主；二、社会投资以民间资本为主；三、社区事业以民办为主；四、政府管理以创造环境为主。
《经济》：民本经济有什么用？
高：举一个例子吧。浙江的飞跃集团是做缝纫机的，老总起先是修皮鞋的，靠300元起家，国家没有一分钱投入，现在做成了全国缝纫机厂老大，每年的销售收入是近20亿元，年利税将近2亿元。而国有的缝纫机厂却大多亏损。
你想一想，如果是国家投资，一个国有企业的厂长首先做的是什么？往往是建一栋或几栋办公楼，买一台或几台小汽车。表面上有董事会、股东大会，设立了董事长、监事长，有了一套看似很完备的公司治理程序。但因为所有制是单一的，是国有的，董事长实际上是不起任何作用，还是靠上面任命。但民间资本完全不同。它有冲动，有创业的和创新的冲动，这不用多说。
做一个比较，浙江省是民间资本占主体的省份，黑龙江省是国有资本占主体的省份。浙江省去年财政收入是800多亿元，今年是1100亿元，而黑龙江则连年负增长。区别就在于，你给不给群众创新冲动，让不让群众成为创业主体。
《经济》：资本社会化如何理解？
高：无论是IBM、还是德国的西门子、日本的丰田等大企业，原来的创业时期的个人资本只是很少一部分了，企业资金已经社会化、分散化。最为典型的北欧芬兰的爱立信公司。爱立信公司的资本甚至有美国养老基金的成分。
中国社保体制建立完善后，养老基金将会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你能说它是国家的吗？显然不是。它是私人的吗？也不是。它是一笔社会化的资金。我认为以后的股份制经济，也就是养老基金经济、投资基金经济，是社会资本越来越多的经济。
《经济》：分配的公众化如何理解？
高：我前一段时间去北欧考察，北欧人均收入是3万美元，80%以上是中高等收入。而中国人均只有1000美元，20%可能还不到中高等收入。不过北欧也有弊病，可以说是新一轮的平均主义。瑞典有900万人，但长期请病假的（请一年以上的）就有30万人，因为他们请假不扣工资。北欧还有一些国家丈夫可以陪同妻子休一个月的产假。福利太好，养活了一群懒人，与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出现的“大锅饭”制度类似，是绝对的平均主义。
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如何在效率和公平之间找到平衡点，在分配制度上向公众倾斜，以实现分配公众化。否则，便不能促进财富的增长。中国第一步是发挥了生产要素为主体的积极性。比如说，技术、管理部门的人先富起来了，与一般的劳动者拉开了差距。第二步是在拉开差距的过程中，出现了弱势群体、困难群体。第三步是要求政府强化分配。这是政府可以做到而且应该做到的。
现在有一种说法是，收入分配不公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现象。实际上，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快了，就更有这个力量去实现社会的公平。现在作为中国政府来说，就是要找一条实现分配公正的途径。在这方面，税收手段应该是有效的。
《经济》：您“四化”中最后的管理法制化如何实现？
高：前“三化”要实现，就必须有管理法制化做保证，管理法制化主要是针对政府的。我去北欧碰到了一个浙江人在那开饭馆，我就跟他聊天。问他在国外开饭馆和在中国开饭馆有什么区别。他说，在北欧，开办企业凡是属于个人谋生不雇佣他人的，只要不妨碍社会公德，就不需要办理营业执照，就是说，不要政府批准。而在浙江办企业，上到工商、税务、公安、检察、法院、电力，下到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都要照顾到。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政府应该在法制理念上，从“允许性”规定向“禁止性”规定转变。你规定什么是禁止的，那么凡是没有禁止的应该都可以做。这样一是可以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没有随意性；二是民营企业有一个较为宽泛的创新空间；三是使政府部门没有受贿的机会。
管理法制化过去靠的是政府推动，从上而下的。现阶段由于民企的强大，可以说，下一步的改革可以有民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推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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