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都无法得出中国经济必须经过“重化工业化”阶段这一结论——

    为了论证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重化工业超常发展的合理性，一些学者提出了所谓重化工业化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的理论，从而把对近年来重化工业热的质疑，说成是企图绕过这一必经阶段的无望努力。

    其实，问题并不在于“重化工业化”的“必经阶段”能否绕过，而是各国的工业化过程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必经阶段。

    “必经阶段”论的主要依据，是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提出的工业化过程中资本品工业优先增长的“霍夫曼定理”。

    他对20多个国家1880年-1929年消费品工业和资本品工业比重的数据进行了归纳，并得出结论：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存在资本品工业产值的比重持续上升的必然趋势；到20年代末期，在英、美、法、德等处于工业化中期末的国家中，资本品工业产值与消费品工业产值的比值已经大致齐平。

    霍夫曼进而预言，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以后，资本品工业产值的比重将继续上升，成为主导的产业部门。在当时通行的国民经济只包含工业和农业两个主要的产业部门的分析框架下，这也就意味着，资本品工业在工业化后期将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产业部门。

    “霍夫曼定理”又被称作“霍夫曼经验定理”，原因是这一“定理”乃是霍夫曼根据工业化早期和中期的经验数据推算出来的。他把工业化某些阶段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外推到工业化后期。因此严格地说，它只能称为“预言”，而不能称为“定理”。

    问题的要害在于，先行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后期的实践是否证实了他的预言。先行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实际情况表明，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以后，产业结构的变化并没有按照“霍夫曼定理”进行，增长得最快的并不是工业，更不是资本品工业或重工业，而是服务业。

    “霍夫曼定理”不能得到印证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霍夫曼定理”是建立在先行工业化国家早期增长模式之上的。在这些国家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经济增长依赖于机器作业对手工劳动的替代。在这一替代过程中必然发生的资本对劳动比例，或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资本品生产的优先增长成为必然。

    但是，正如20世纪50年代以来索洛、库兹涅茨、舒尔茨、萨缪尔森等一大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所揭示的，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并不是资本投入，而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品的优先增长就不再是必然的。

    第二，霍夫曼对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结构变化的研究，是在国民经济只存在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因此，他把资本品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的上升和居于主导地位，等同于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和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

    运用20世纪40年代确立的“产业三分”的框架来进行分析，我们看到的真实图景是：无论是作为工业化第一梯队的英、美，第二梯队的德、法，还是第三梯队的日本，增长得最快的产业并不是工业，更不是资本品工业或重工业，而是服务业。不论从就业结构看还是从产值结构看，服务业都很快成为国民经济中占主要地位的产业部门。服务业，特别是其中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于先行工业化国家生产成本、特别是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起了重要的作用。

    把一种早已过时的增长理论当成发展经济学的普遍真理，用以指导建立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显然是不合适的。

    有的论者引用现代经济学家钱纳里的著作，论证重化工业发展在工业化中后期的优先地位。其实，钱纳里只是在讨论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动时作出这一判断的。

    至于说到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钱纳里在他的著作里说得十分明确，在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工业化中后期，增长最快、占国民收入份额最大和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部门，都是服务业而不是工业，更不是重工业。

    正由于如此，世界银行根据钱纳里的多国模型，在1985年第一个中国经济发展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经济结构扭曲的首要表现，在于服务业发展滞后；服务业增加值在中国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不但大大低于当时典型中等收入大国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低收入大国的平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要用钱纳里的多国模型来论证在中国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必要性，无异于南其辕而北其辙的徒劳。